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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焰的博客

 
 
 

日志

 
 

历史的隐痛  

2006-03-09 17:24:00|  分类: 文化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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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和写作徽州的过程中,对于一些深藏于历史深处的人物,我一直诚惶诚恐,不敢评价,甚至很怕提及。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惊扰他们实在不是时候,惊扰他们,也许会搅乱他们的灵魂,激起他们的悲愤,也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尴尬。因为他们一直跟历史相连,就像历史身体的一部分,评价他们,必然要惊动另外一部分人,甚至惊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一直是一个非常霸道也非常软弱的家伙,他既高大自傲,也很自悲忧伤;很英俊,也很丑陋;他似乎一直冠冕堂皇,也似乎一直在掩饰着什么,努力不让自己的羞处露出。

但现在一个人慢慢露出水面了,回避不了。那就是汪直。对于这个人,我一直有写作的冲动,也想在内心深处去了解他,靠近他。但我却一直没有写,也感到无法靠近。这个人一直以一种生硬而隐秘的姿态隐身于徽州历史的深处和边缘。在我翻阅的有关资料中,绝大多数的提及也是零碎的,是吞吞吐吐的。它没有给我脉络感,也没有显现他性格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出生、成长以及性格也应该是历史本身,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些,往往都被那些生硬古板的历史典籍忽略了。我没有去过汪直的家乡歙县柘林,但却一直有这样的愿望。我觉得在谈及所有徽商的时候,似乎只有这个人才堪称惊天动地,而他的经历和结局,总是令我扼腕长叹!我甚至一厢情愿地想:中国历史本可以在汪直这里得到改写的!它完全可以通向一种好的方向,在自由和开放中进进出出,也可以在精神上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历史从来不能被假设,我们只能接受它的结果,无论它是悲剧还是喜剧。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感叹说:“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就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汪直的失败,证明了在那个时代里,走兽无法长出翅膀,也证明了历史充满着遗憾。

关于汪直的身世,据史书记载,汪直在16世纪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大航海家和大贸易家了。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曾趁着海禁区松弛之际,与徐惟学、叶宗满等辈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船,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之硝磺、丝棉等商品,驶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进行贸易,仅仅五、六年间,汪直即获得了巨额暴利,成为一个海外大富豪。与此同时,汪直也将海外一些商品以走私的方式运达国内,在浙江沿海,与许栋、许三兄弟多次合伙做生意。由于汪直在这些海外贸易中讲信誉,深得各国商人的信任,被称为“五峰船主”。

但后来汪直发展成与明王朝的直接对抗。这当中的原因,有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汪直曾与一帮人在一起商议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很明显,作为一个有胆量有作为的大徽商,汪直对当时制度上对于商贾的多重限制感到非常不满。汪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史书上说他有任侠之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予,以故人宗信之”。正是这样的性格,决定了汪直与明王朝矛盾的不可调和,先是经济的磨擦,然后发展到武力的对抗。明王朝与汪直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刀光剑影,喋血成河。到了后来,双方的仇恨越积越深,似乎连战争的旨意和目的也变得不重要了,积聚的,只是越来越深的仇恨。在这过程当中,史书上曾记载,“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登岸,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作为明王朝,为了争取更大程度上的支持,有意混淆模糊概念,以“倭寇”冠之,这场战争,也随之上升为民族之间的战争了。

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汪直才被他的徽州老乡、浙江巡按御使胡宗宪以诱降的方式捉住。当时,胡宗宪派人远赴日本汪直的根据地劝降,以皇帝的名义承诺不杀害汪直。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当时,一个歙县籍徽商郑舜功,也是以飘洋过海做海外贸易而闻名,他主动找到胡宗宪,要求到日本去劝降汪直,他告诉胡宗宪:“欲靖海波,必须直、浙、福三省效广东南粤开市贸易,则倭患自息。”汪直真算一条汉子,为了开市贸易,便来到杭州充当人质。胡宗宪起先想守诺言不杀汪直,他只是把汪直关在狱中善待之。但后来,他承受不了各方的压力,两年之后于杭州官港口法场上将汪直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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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直事件的起因和结局与明朝的时代背景有着重大的关联。可以这样说,晚明是一个停滞而注重于内省的时代。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有皇帝专注于国事,他们不勤政,只是幽闭于宫中,似乎更热衷于千奇百怪的私生活,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这些士绅和官僚们,习惯于一切维持原状,执政能力非常羸弱。其时,在西方,正是大航海时期,一种全球性开放式贸易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517年,在大航海时代获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租借了澳门,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展了对中国的贸易。而对于此时的明王朝来说,延续的有关贸易政策明显与全球潮流相悖。明初,朱元璋因江浙等地百姓曾协助方国珍、张士诚与其争夺天下,便严禁百姓出海。到了永乐三年(1405),市舶司恢复,由于管理上的松弛,明朝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相对繁荣。

到了嘉靖后期,由于经济发展与财政税收等政策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而在此背景下,明王朝不仅没调整自己的有关政策,反而武断而粗暴地进行镇压,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作“通番奸民”,进而加紧海禁。

汪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的。按理,汪直完全可以在此时携带自己的财产,重新回到徽州,购田置业,建屋修桥,捐个一官半职,颐养天年,像所有回到故乡的徽商一样。但汪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明朝开始派军队对汪直势力进行围剿。而汪直也倚仗自己的经济实力,以梁山好汉的方式进行还击。他将海外贸易基地移至日本岛,并在日本领土雇佣一些当地的职业武士和浪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这样花钱买兵的方式,在商人出身的汪直眼中,明显地是一种买卖关系,是一种“雇佣兵”的性质。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万历《歙书》上写到: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上可驰马。“从汪直人马的结构来看,在这个队伍当中,主要成员和首领都是徽商,而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在当中所演的,只是一些冲锋陷阵的喽。

但正是汪直的这种不干不净的关系,为明王朝抓到了把柄。一个掌握着话语权的政权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的话语权优势的。虽然这时候日本仍处在武士割据的战国时代,军阀混战,而且当时的日本完全不敢也没有意识和实力发生与中国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明王朝仍含混地将与汪直之间的争斗上升到“民族战争”的层面上,这样的宣传,当然让天平的重量完全倾向于自己。

汪直率领倭寇与明王朝的战争结束了。现在看来,如果客观地说,这场战争起码在最初可以定性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政权与一群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民间资本所进行的战争。至于战争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无可控制,只能当作战争本身附效应。而汪直与胡宗宪,虽然同为徽州人,但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利益:胡宗宪所代表的,是停滞而无生气的官僚体系;而汪直所代表的,则是新生的带有浓厚商品经济意味的商人阶级的利益。任何人都是有着政治和时代背景的,他们的行事和为人,在更大程度上,几乎都由他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决定。

意大利传教士、商人利玛窦曾于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又去了北京。在利玛窦笔下,16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件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有本身之完美,但从结构上来看,却是极为脆弱。利玛窦的观察是对的,因为明王朝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理解力缺乏,表现出最明显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和经济的发展完全不适应了,并且增进已至极限。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结构完全到了寿终正寝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在明王朝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巨大突破,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也就决定了探讨明朝早期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一件极其无意义之事,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的孩子注定会早早死去。

       历史的遗憾就在于在错误的时间出现了正确的事情,以至于正确的事情也不得不走向它的反面。或许,历史本身就是无是无非的,它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行走,怀揣着隐痛和无奈。它是一大堆错误和遗憾的堆积,也是一大堆荣光和耻辱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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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为汪直所代表的新生力量感到可惜。这应该是一种代表着时代方向的社会阶层。但在当时,它所面对的势力太强大了,或者说,那种体制所表现的惰性太强大了,或者干脆说,是思想的惰性太强大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在发展到数千年之后,作为它本身,已经缺乏强劲的动力了。惰性是最难打败的一种东西,它甚至比暴力还要可怕。一种封建体制,当它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之后,似乎便与民主和进步南辕北辙,与合理性和科学性誓不两立。这样的政权只允许权力的中心人物聚敛财富,当另一种势力新生并打破这种平衡时,它便宁可让经济陷入停顿。

汪直事件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而徽商,在汪直被处死之后,可以说大伤元气,这不仅仅指的是财富的消耗,更重要的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种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一种自信和荣光也随之毁灭。从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决定在此之后的徽商在行为以及性格上的巨大改变,一股巨大的看不见的阴影让徽州人总是心存战栗。汪直之后,徽州甚至没有出现一个大叛逆者了,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卧虎藏龙”。在此之后,徽州人越来越变得小心翼翼、勤俭节约,变得知书达理、精于算计,变得韬光养晦、沉默低调。他们一日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直至一部分人最终人格变态成为敛财成癖的奸商。而徽商的困境同样也是所有中国新兴资本的困境———大量财富只能用于地主似的挥霍和浪费,用于雕梁筑舫,娶越来越多房的姨太太———财富在积累之后的走投无路,可以说是自汪直事件之后留给这个东方大国的黑色叹息。

黄仁宇在写作《中国大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述背景时我称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他还说:“明代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化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似乎的确是这样,正是因为明清时代在理念、思想以及文化上的收敛,才使得中国突然地在落后于欧洲了,也使我们在三百年后的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钱穆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国家本是精神产物。”这也就是说,任何政权都是需要建立在若干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明王朝来说,由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上的全面落后,这使得那种貌似强大只能建立在对于话语权的控制,对于人们意识的践踏,对于事实歪曲的基础上。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摇摆中变得模糊不清的,而那些貌似金碧辉煌的历史标签,看起来似乎不可一视,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却是那样的虚弱,甚至那样的卑劣。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万寿无疆的,有时候,一阵秋风掠过,它就可以土崩瓦解。

我一直觉得,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缺乏很多深层次的东西,或者说,对很多东西的认识还不成熟,也缺乏深入的习惯和能力。譬如:我们缺乏一种普世的彼岸意识,缺乏生命的高度,缺乏宽容的精神;缺乏很多简单的常识,也缺乏多维辩证的思想;缺乏理性的态度以及平和的心态;缺乏对历史人物内心的重视;缺乏对历史多元性的认同;缺乏对观察者自己的反省……也正是在这样的“贫血”中,我们孱弱地生长并存在着,疑神疑鬼,神经过敏,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我们是那样的缺乏足够的思想底气和文化底气,也缺乏一种公正坦荡以及一览众山小的情怀。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说就是:关于汪直,关于徽商,关于中国历史,甚至乃至人类的历史,我们的评价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一直身在此中。总有一些东西迷离了我们的双眼。 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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