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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新安江(之五)  

2007-04-25 11: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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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与当年的诸葛孔明等诸多隐士一样,显然,朱升的隐是假,博取功名才是真。关于朱升,《明史》上只有短短的一段:朱升中举时年纪已很大了,曾被礼部任命为池州学正,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朱升弃官归隐歙县石门,读书耕种。不久,朱元璋进军徽州,因为大臣邓愈的推荐,朱元璋召见了朱升,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朱升表达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国策之后,被朱元璋敬为上宾,在此之后,朱元璋授予朱升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因为朱升的年纪比较大,特免朝谒。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朱升被封为翰林学士,主要工作是帮助明王朝制定有关礼仪规矩,并且与其他人一起修《女诫》。几年以后,朱升请求告老归乡了。对于朱升在军事上的智慧和谋略,《明史》并没有提到,相反,对于朱升的学问,倒颇为推崇。《明史》说他“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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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志等其他相关史书中,对于朱升,还有更为详尽的记述。但这样的记载,只能是仅供参考了。从这些资料来看,朱升的祖父叫朱林,依朱氏族谱推论,与南宋大教育家朱熹系同宗,为朱熹旁系的三代孙。从朱林这一代起,朱家一直生活在台子上村了,以教书为业。朱升的父亲名叫朱秀,一生半儒半农。朱升出生在晨曦之初,太阳东升之际,所以取名为“升”,字允升。20岁那一年,朱升奉母亲汪氏之命,与歙县石门里人陈氏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朱异,但在幼年时生病死了。一直到41岁时,朱升再次得子,取名为朱同。在遇到朱元璋之前,朱升的生活半径局限于徽州,有时去附近的地方讲学,有时候在家抄录写作。朱升的一首诗记录了这样的生活:“春足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看得出来,朱升对于这种闲云野鹤的隐士生活,虽然颇感自得,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遗憾的。

很难说朱升遇到朱元璋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一年朱升59岁。朱元璋夺取政权之后,朱升去了南京,官至五品,看似荣华富贵,青史留名,但也失去了很多,后来的悲剧,也缘自于朱升的出山———他唯一的儿子朱同,也被朱元璋杀死。朱同究竟死于朱升之前还是之后,我没有确切答案,但我想,如果朱升继续在乡下当他的隐士,至少可以保全儿子的性命吧。

人去楼空,弯月西悬,落下的,只有雪泥鸿爪。在古老的村落中,总有一些传说,就像空谷幽兰,散发着历史的余韵。在回溪一户人家漂亮干净的院子里,村民洪跃璋摆开架势,跟我们讲述了朱升出山的传说: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势让朱元璋久攻不下。朱元璋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军师刘伯温向朱元璋举荐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朱升,是一个经天纬地之才。朱元璋问道:比你如何?刘伯温说,比我厉害。朱元璋问:何以为证?刘伯温说: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凉亭中聊天,我突然感觉凉亭即将倒塌,就说:这个亭子要倒,我们得马上离开。朱升微微一笑,说,没关系,要倒也是向外倒。话音未落,亭子果然倒塌了,也果然向外倒塌。

朱元璋一听这人如此神奇,当下一定要去拜访朱升,便与刘伯温一起装扮成商贩向回溪方向行进。他们是从休宁溪口边上的祖台山上过来的,刚到岭头,就看到回溪那边爆竹声声,锣鼓震天。两人掐指一算,心想,今天不是黄道吉日啊,怎么如此喧哗热闹?等他们进了回溪村,一看,村口的一户人家正在上房梁,梁上赫然挂下来一副大大的楹联,上联是:竖柱喜逢黄道日,下联是:上梁恰遇紫薇星……
……
 
故事我不想原原本本复述了。民间故事总是简单而直观,它很容易掩盖深层次的复杂关系,戏剧化市井化地图解深刻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朱升对于朱元璋的贡献,除了那个“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外,就是对大明王朝一整套礼仪的建设了。在明王朝看来,元朝颠覆南宋后近百年的“蛮族”统治,文化和道德礼仪遭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元复始,首当其冲便是要进行道德、秩序以及尊严的重建。正是因为这样的初衷,他们找到了朱升,找到了这个垂暮晚年的大学者,找到了这个道德文章的遗老遗少。由朱升来主持重建礼仪,似乎再合适不过。
 
从后来明王朝社会运转的效果来看,由朱升构架的道德和礼仪的体系,看起来非常精密,也非常完美。但我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朱升所倡导的“高筑墙,广积粮”是不是由此铸造了明王朝极度内敛的性格。因为“高筑墙”,从朱元璋开始,明王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开放和冒险的意识被扼杀;又由“广积粮”,狭隘而机械的农耕意识成了主流,歧视的目光如秋天的霜冻横扫社会。如果真是那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朱升为朱元璋的出谋划策整顿礼仪就并没有干什么好事,这样的方针政策使得泱泱中华陷入了长久的农耕泥淖,也陷入了闭关锁国的格局,更因此远离风生水起的世界航海大潮。当然,这一切也怪不得朱升,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朱家天子制定的,以朱元璋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他当然干不了什么好事。当一个制度根本上由于权力的欲望在掌控时,这个制度,是很难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的。

在回溪,可以说无人不晓朱升,也为出了一个朱升骄傲。在离回溪不远的陈霞村,车行至此,很远就看到一个标牌:“凡参加朱升海内外联谊会的,在此联系。”这大约是乡村有关方面正在组织朱升的海内外联谊纪念活动吧。在陈霞行政村的霞瀛自然村,我们还看到一个老屋,当年这座房屋的主人,据说是朱升的后人。现在,在屋内天井阁楼的四壁,还能看到一圈精致无比的木雕,反映的就是朱元璋当年寻访朱升以及朱升到朝廷后的情况。这一组木雕是我沿途看到最好的,栩栩如生,鬼斧神工。民间永远暗藏着一种本领,它可以化真实为世俗,化生活为戏剧,然后在半真半假的故事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于一片云腾雾绕之中。这样的情形,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吧!

朱升后来为什么从朱元璋身边淡出,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朱升年岁渐老;另一方面,可能二人在很多事物上看法不一致吧。朱元璋觉得老夫子也不过如此,肚子里,都是一团无用的纲常;同时,以朱升的智慧,想必也看出朱元璋的虎狼之心,趁早离开,是一种明智之举。
 
朱升辞官后仍然回到徽州,隐居在歙县石门一带,那里,是他夫人的家乡。这个智慧的老者,在弹奏了一段时间的入世之曲后,重新吟颂起“高山流水”,归于自然之道了。在这方面,朱升比刘伯温仍旧聪明很多,至少,他因为归隐,可以活到72岁;而刘伯温呢,这个聪明至极的“小诸葛”,却在65岁那年,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病症之中。

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是制度本身决定的,怨不得哪一方。因为政治的险恶,入世与出世,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弹奏的两根精神之弦。这样的弹奏,既铿锵刚劲,又痛苦无奈。从陈霞村出来,我在想的是,对于积极进取的儒学以及追求隐匿避世的道学来说,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每一个地方也是。徽州众多的隐士,造就了徽州亦儒亦道的精神。“儒”是进取的,是理性的,是社会的,是宗族的,是油然于心的;而“道”呢,则是个人的,是直觉的,是天然的,是无可奈何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实却是可以相融的。儒也好,道也好,它们都是人类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们的源头,都是人类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它们更像是一艘船上的两把桨,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则是平衡的杠杆。只不过这两者方式不一,到了一定的关口,分叉了,形成了两条河,各自有着自己的流向。而在本质上,它们却一直相缠相生着,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镜子的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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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霞村名字的由来同样是因为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就是陈霞村的第一世祖,姓陈,是五代十国时的人。当年陈姓之人来到这个地方落户后,慢慢繁衍形成了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无数村落的始祖们,都是这样的隐士。倚山而居,会给人带来安慰;居水而栖,更会时时提醒生命的无常。在山下,可以让人体验着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古味;在水边,则可以享受脱离宗族怀抱的远行刺激。当然,隐居的初衷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形,崇高会变得平庸,闲散会走向疲惫和木然。而这样的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人生的志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贫血和苍白,庸然立于青山绿水之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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