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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新安江(十七)  

2007-06-26 11:16:00|  分类: 文化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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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

位于登源河上游的绩溪县龙川村一直像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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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村庄所在地异常开阔,群山环绕之中,一马平川,毫不局促,异常大气。整个村庄“东耸龙峰,西峙鸡冠,南有天马,北绕长溪”,村前,一条完整的龙脉迤逦而行;村后,凤山云腾雾绕,犹如十八只金龟上水;村子的侧面,与徽州“汪公大帝”汪华的老家汪村相毗邻,徐徐而来的登源河水,如白练飘逸,聚起万山精气。龙川一直有“十景”之说,它们是:龙台瀑布、凤山春晓、中桥望月、山岱晚钟、水浮石印、天马南旋、美女分秀、仙洞吕居、金杯承露、龙壁醴泉。这样的“十景”,果然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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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选址于此的,是东晋时代的官宦胡焱。胡焱原籍山东,公元318年,领兵镇守歙州。由于安民有功,被东晋成帝司马衍赐以田宅。胡焱原先一直住在华阳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游历了龙川。当胡焱置身这一片龙盘虎踞之地时,他简直有点目瞪口呆———这样的山旮旯里,还有这等风水宝地!胡焱立即向晋成帝奏明,请求将这块土地封赐给自己。在晋成帝恩准之后,胡焱作出了举家定居龙川的决定,并自命为“龙川胡”。在此之后漫长的岁月中,“龙川胡”一直兴旺发达,繁衍生长并向周边扩散,成了徽州胡姓当中很重要的一支。

 

地灵方能人杰,胡宗宪,无疑是龙川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胡宗宪出生于龙川,也在龙川长大。一直到27岁考中进士,胡宗宪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家乡,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胡宗宪一直与龙川有着紧密的联系。龙川的胡氏宗祠,就是在胡宗宪手上大兴土木重修的。除此之外,在胡氏宗祠的对面,还建有那个称为“奕世尚书坊”的牌坊。当年,胡宗宪一度八面威风,位居浙江巡抚兼浙闽等七省总督,在率领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平定倭寇之后,胡宗宪衣锦还乡回到了龙川,在乡邻一片赞誉声中,胡宗宪开始重修建于宋代的胡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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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个被称为“江南第一祠”的宗族祠堂既是宏大的,又是精致的;既是美丽的,又是饶有意味的。当年处事小心谨慎的胡宗宪出面建造这座铺张的祠堂,肯定出于浓郁的家乡情结。征战多年的胡宗宪回到家乡后,受乡情的感染,自然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当父老乡亲向他提及宗祠时,胡宗宪立即爽快地应允下来。作为胡姓子弟,对于家族宗祠的承建,当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宗宪立马行动起来了。作为一个七省总督,只要他有积极的态度,资金自然不成问题。很快,不仅仅是胡姓徽商,其他江南富商也纷纷捐款。精心的设计加上严格的监工,一幢富有徽派特色的大祠堂很快拔地而起,巍然耸立在青山绿水之中。

 

当胡宗宪将胡氏宗祠运作得差不多时,便踌躇满志地离开了龙川。不久,胡宗宪从浙江调赴京城,他的官越做越大,很快到了兵部尚书的位置,并且被皇帝册封为太子少保,权倾一时。

 

但一切都是泰极否来。在专制制度之中,官员的升迁和命运就如同中彩票一样布满了不可知的因素。1563年春天,由于严嵩案的牵涉,胡宗宪差点身首异处。一番曲折之后,年过半百的胡宗宪被发配原籍绩溪。当胡宗宪再一次踏上龙川土地时,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再,此时的胡宗宪只是一介布衣。长年官场的尔虞我诈提心吊胆耗尽了他的心思,一旦松懈下来,胡宗宪感到整个身体都显得精疲力竭。虽然有失意的郁闷,但置身家乡的锦绣山水中,胡宗宪还是得到不少安慰。每天早晨,胡宗宪总早早地起来,在自家的小花园里活动一番。上午,胡宗宪照例是要读一会《资治通鉴》,现实如史,胡宗宪总想在这样的阅读中,寻找关于现实的启迪。有时候胡宗宪也会读一读《论语》,这本书,他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都会有新的心得。黄昏的时候,胡宗宪习惯在登源河畔散散步,百鸟啁啾,晚霞如缎,这样的情景让胡宗宪觉得惬意放松。胡宗宪还算是一个随和的人,有时候碰到乡里乡亲,胡宗宪会主动跟他们打着招呼。

 

胡宗宪的快乐毕竟是短暂的。乡野里的生活虽然平淡悠闲,但胡宗宪还是有点放不下,他总觉得内心有点失落。乡亲们大约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吧,见到他总有点躲躲闪闪,目光也游离不定。胡宗宪十分委屈,很想借助点什么来标明自己的“正身”。从性格上来说,胡宗宪除了极爱面子之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多年的戎马倥偬,使得他很难适应无所事事的日子。后来胡宗宪想:还是造一座牌坊吧,我胡宗宪,毕竟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命官。于是胡宗宪再次召集工匠,在龙川宗祠的对岸大兴土木。等到牌坊快完工之时,胡宗宪突然又有点担心,担心自己官场失势后的大兴土木招人非议。于是,胡宗宪灵机一动,在经表自己的同时,把同宗本家的胡富也捎带进来。胡富也是龙川人,曾是1478年的进士,后来担任过朝廷的户部尚书。胡宗宪本人则是1538年的进士。胡宗宪给这个牌坊命名为“奕世尚书坊”。“奕世”取自于《国语·周语》中的一句话:“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意思是在盛世推行道德,没有辱没前人。这样的初衷,正是胡宗宪想表达的。牌坊的大中额枋间的花板上,刻有“太子太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宪”。牌坊上一手漂亮的书法是胡宗宪请当朝著名的书法家文明所写。

 

牌坊很快就落成了,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胡宗宪在乡亲父老的一片赞叹声中,亲自为牌坊揭牌,虽然胡宗宪在讲话中一口一个“前德大贤”,但他在心里还是有抑制不住的得意。毕竟,自己是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最佳人物。胡宗宪一辈子都是一个很在乎别人品藻的人。其实又何止是他呢,徽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很在乎父老乡亲的评价。

 

很快,一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阳光明媚,胡宗宪带着几个随从攀登了不远处的大屏山。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运动了,尽管年过半百的胡宗宪爬得气喘吁吁,但他还是在随从的帮助下登临了山顶。站在大屏山上,极目远眺,清风拂面,胡宗宪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和兴奋,他感到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神游八极,甚至连久违了的诗情也蓬勃出来。

 

回到家中,虽然已经很疲惫,但胡宗宪还是兴奋得睡不着,他让人拿来笔墨纸砚,夜深人静时,赋成诗一首:

春晴无日不登山,曲径崎岖费跻攀。

馥馥岩花迎我笑,欣欣壁草为谁颜?

金山半出青霄上,乳水中流白石间。

落日半烟清兴杳,沉吟此地不知还。

 

平心而论,胡宗宪这首诗写得很一般。但看得出来,这位昔日的朝廷重臣在回到故乡之后,沉郁的心情也像春天的天气一样慢慢回暖了。这一天,算是胡宗宪最开心的日子了。

 

天有不测风云。虽然胡宗宪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他在龙川所做的一切,无不在朝廷的掌控之中。在胡宗宪回到龙川老家不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说直接导致了胡宗宪的毁灭。这件事,也就是胡宗宪在龙川附近的汪村所建造的“金銮殿”事件。

 

关于胡宗宪偷造“金銮殿”的事情,当地有很多传说。这同样也是一宗历史的迷案。现在,当年胡宗宪建造的“金銮殿”早已被洪水冲得片砖不存,所以,关于胡宗宪回到故里之后私自建造的这幢豪华庙宇,现在已无从稽考。传说是这样的———胡宗宪在平定了倭寇之后,皇帝批准他回家探望年迈的母亲。胡宗宪在见到母亲之后,出于虚荣,大夸北京金銮殿的富丽堂皇,引得母亲心旌摇荡,非要胡宗宪造个金銮殿给她看看。于是胡宗宪便瞒着朝廷,以总督七省漕运的机会,调拨军粮作为费用,并让徽州木工胡三化假扮其公子,携其进宫,偷偷地考察了金銮殿的建造工艺。万事俱备之后,胡宗宪开始大兴土木了,在离龙川不远的瀛洲汪村登源河畔,建造了一座有九十九根木柱、九十九级台阶、九进厅院、九间门楼的“金銮殿”。待到“金銮殿”落成的那一天,胡宗宪派人用轿子抬着母亲前去参观。这样的行为真是兴师动众了。胡宗宪造“金銮殿”之事被绩溪县令知道,他赶紧向上反映,说胡宗宪挪用军饷,图谋不轨。胡宗宪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忙将汪华之像请进“宫殿”。朝廷很快派人来调查,胡宗宪母亲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后服毒自尽,胡宗宪被押解回京,接受朝廷的进一步调查。

 

胡宗宪究竟有没有建造“金銮殿”,这已成历史悬案了。这样的行为存有诸多疑问,疑问在于,对于胡宗宪这样一个饱读诗书、谨慎小心、极富心机的人,怎么会一时糊涂授人以柄去建造这样一个宫殿呢?建牌坊那是可能的,毕竟是衣锦还乡,胡宗宪想光宗耀祖。至于“金銮殿”,聪明的胡宗宪绝不可能做这样的糊涂事。最接近的情况是,胡宗宪很有可能让一帮人帮助汪村建造一个气派非凡的“汪公大庙”,因为汪华毕竟是徽州的土地神,胡宗宪想祭奠一下这位了不起的先人,这样的做法也情有可原。但胡宗宪造庙的事情以讹传讹出去了,在经过政敌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后,便变成胡宗宪在建造“金銮殿”———一种不健康的政体,往往会使很多事情扭曲变形,莫名其妙的悲剧与莫名其妙的成功总是机会均等,人的意料地降落在人身上。

 

让人叹息的是,作为一个曾经权倾一时,但此时却已被贬成一介布衣的百姓,胡宗宪终究没能逃脱这样的毁灭方式。明清的“血滴子”真是无孔不入。

 

京城的钦差像鹰隼一样飞来了,黑云蔽日。胡宗宪不得不踏上了去京城的漫漫长路。胡宗宪走的那一天,龙川几乎所有的乡亲都来送行。胡宗宪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向乡亲们拱拱手,然后便跟着钦差走了。一大群胡氏族人在村口呆呆站立,一直到小队人马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胡宗宪进京之后,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与金銮殿事件叠加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汪汝正上交的胡宗宪在被弹劾期间写给罗龙文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信中还附有自拟圣旨一道。数罪并罚,胡宗宪被关进了大牢。在狱中,胡宗宪写下洋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辩诬疏》递交上去,石沉大海迟迟没有结果。胡宗宪彻底绝望了,阴森的大牢中,54岁的胡宗宪长吟“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一声长叹,魂归故里。

 

一直到25年之后,胡宗宪才算得到平反昭雪。年轻的明神宗亲颁《祭文》和《谥文》,天啊地啊的,悼念这位前朝重臣。其实昭雪又能说明什么呢?这样的“冤案”和“昭雪”一直是专制制度本身的一部分,悲剧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伴生之物,制度本身的扭曲,当然会造成很多事件的扭曲,也造成人的扭曲。

 

历史终于判定胡宗宪是一个“忠臣”了。在生命的自然意义消失之后,这种由道德判断为标准所产生的崇高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忠臣”或者“奸臣”的定义本身就是幼稚的,人性的多变,势力的多端,动机的不一,都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又怎能简单化地跟道德与品行相对应呢?人性从本质上说是相同的,区别并不大,重要的是表达,是表达的土壤和制约。非白即黑的划分,显然将所有的事情简单化。这样的定义,最根本的弱点是对人性缺乏深入的认识,理解还停留在“性善”或者“性恶”的浅层次上。在知识层次上和哲学体系上也是不成熟的。一种缺乏深厚根基的判断,不能说明人,也不能说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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