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赵焰的博客

 
 
 

日志

 
 

晚清有个李鸿章(2)  

2007-10-16 17:33:00|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晚清有个李鸿章(2) - 赵焰 - 赵焰的博客
 
 
第一章:鸦片的宿命

 

看起来,所有的缘起似乎都是因为鸦片。

 

历史进入了19世纪,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在这里,鸦片是一个偶然,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必然。这样的鸦片就如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一样,具有的,是与世界相当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间意义上的,它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上的。苹果在必须出现的时间出现,在必须出现的地点出现,并且以一种魔幻的方式,与世界和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同样,鸦片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如此———这种从最美丽的花朵的果实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与那只苹果一样,它具有着符号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是那种逃避不了的宿命意义。

 

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互相诱惑导致的。比如丝绸,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如一个寓言,或者干脆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瓷器呢,同样具有的,也是脱胎换骨的意义,那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槃——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至于香料,与丝绸与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准确的名词,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却又无可奈何。它同样具有谜一般的意义,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义,它所能给人的启迪以及迷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丝绸和瓷器。它是那样的复杂,那样的生动,同时又具有无限的蛊惑力,让人们费思量,却难忘。

 

在鸦片进入中国之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达到了在农业社会状态下的自我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国度是缺乏具体的目标和追求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以儒学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并没有具体化,也很难实践化。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使得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来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样,细腻而迷人:靠灌溉而生产的稻米产量总是很高;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足够用来浇菜;人吃过的泔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水灾;政府的粮仓保住了灾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动地保障邻里公安;家族成员之际,各自履行相互周济安全的义务;农耕以各家各户为单元进行,每一家,都由一个家长说了算,“三纲五常”的教育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不悖;科举考试则给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这个东方古国就像一架古老的农耕机械一样,庞大而周密,虽然在运转过程中并不绝对合理,但是它总是显得有条不紊,胸有成竹。

 

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无缝的。最切实的危机,是社会生机勃勃的成长和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这样的内在抵触,形成了中国社会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的王权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精神的解脱,都属于混沌状态。这样的混沌,在很长时间里造成了社会发展以及智力创造上的停滞和静止。在这个时候,鸦片的出现,使得这个国家的薄弱之处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鸦片的出现完全是一种机缘,那是所有的因缘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生命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就如同我们现时的电脑信息的兴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发明的,而是风生水起,应运而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方的香料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迷幻,也促使了欧洲中世纪的觉醒。在此之前,欧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来掩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因为严谨和刻板,以及对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们的生活远不像东方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他们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单调而缺乏情趣,也离自然很远。这时候来自东方的胡椒、桂皮、干肉豆蔻花的进入,使得欧洲中世纪粗劣不堪的习惯遭受到新鲜的刺激,仿佛突然打开一个窗口,有一束光划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为储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罂粟,以及能激荡起色欲和迷幻的麝香、龙涎香、樟脑、珍贵的树胶脂,等等,对欧洲人所引起的诱惑几乎是致命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欧洲人的习性。欧洲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极富有魅力的物品都产自于东方,而留给欧洲的,都是些平常与平庸的东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这样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谭故事,激起欧洲一片春意。当然,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时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的一切都因其偏远、稀有、富有异国情调,也许还因其昂贵,而在欧洲赢得了一种影响强烈的、催眠的魅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样受到人们如此强烈的贪求,东方的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欧洲的灵魂给熏倒了。

 

历史发展到18世纪,东方与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两大板块一样,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经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欧洲文艺复兴以及稍后的宗教改革,似乎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初级困惑,也指明了人类自身的方向。人类的思想在经过长长的跋涉之后转而变得深邃起来。这样的清晰,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与此同时,由新兴思想所产生的动力正在勃发,人们开始了对自身以及自身环境的挑战,力求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17世纪的大航海运动兴起,人类文明开始迈开大步。大航海所产生的接二连三的效应,使得欧洲坠入集体的狂欢,列强们的胃口像狮子一样被调动起来。时间也撒开双蹄,一下子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初始,哥伦布的成功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惊异,继而爆发了一阵古老世界从未有过的冒险狂潮,每一个人都涌动因几个世纪封闭所积蓄的狂热,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在欧洲,那些对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满意的人,自感落伍并焦急彷徨的人,还有荷尔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军官、落魄的豪绅、身处底层的黑人,他们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阳光雨露。短短的100年中,欧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100倍,而是翻了1000倍。与此同时,地理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前进速度。人们终于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状和范围,也明白了在广袤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这种对身处世界的茅塞顿开,一下子勾起了欧洲人史无前例的征服欲望。

 

而在东方,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仍旧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从对于时间的认识上,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东方人眼中,时间一直是一个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速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会增加轮回的次数。东方人从不会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并且,对于时间,也缺乏认知的精确性。在中国,一天分为12段,每段之中,是比较模糊的,就像一个圆被分成了12部分。而在西方看来,时间是直线的,也应该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时、分、秒。因为对时间的模糊和漠然,在东方人看来,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着充足的阳光、雨水以及粮食,就已经足够,他们一直没有贪婪的欲望,一直满足,一直自得,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平稳地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长着。按照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直到1700年,当时的东方大国,它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还是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中国的各种发明多得多,所以在马可·波罗等人的眼中,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但从明朝中期以后,西方商业兴盛,城市发展领先,在科技、商业、文化、制度等方面后来居上,尤其是航海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人们在科技、文化、世界观以及自信心上突飞猛进。对于此时的西方来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与温柔敦厚的东方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贸易,也开始掠夺。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流;到了17世纪,新兴的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主,在亚洲,他们占据了台湾和雅加达进行贸易;而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张开了更贪婪的大嘴。

 

西方势力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向东方积极地渗透。在这种格局下,东方处于明处,西方处于暗处。西方慢慢熟悉东方的一切,熟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实力、科技水平等,而对东方人来说,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泊,包括自我封闭的文化,使得他们始终对于世界那边的国家引不起兴趣。那些处在明处的东方官僚们,漫不经心地,甚至漠视西方势力的潜伏,他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游戏方式中,没有因沿海的喧哗而丝毫改变。他们一直懒得睁大眼睛去注视烟波浩渺之外的地方,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懵懂懂、心不在焉,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于事无补,因为时间和生命方式的无法改变,人类所处的状态同样无需改变。

 

1793年,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庞大的使团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这个东方古国。使团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随团成员中,还有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这个大规模的代表团一行竟有100多人,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翻译等,他们还带着大量的辎重行李,在这些行李当中,有大量的礼品,代表着不列颠最先进的科技: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驾马车、一个热气球,甚至还配备了一名热气球驾驶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国人对于英国产品的注意。到达中国后,代表团强烈要求拜见乾隆皇帝。谒见乾隆的目的,是想得到乾隆的允许,在各地开设通商口岸。9月14日,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一顶马毛毡搭成的帐篷中漫不经心地接见了他们。来自英国的使者在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前,就遇到了一个跪拜的问题。在清国看来,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夷人”并不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馈赠礼物,而是来向“中央文明”或者“中央帝国”来朝贡的,既是来朝贡的,自然得向皇上行大礼。大礼是复杂的,它包括鞠躬、下跪、伏地等一整套程序。马戛尔尼团长起先同意了,但是,作为当时地球上最骄傲、也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者,马戛尔尼也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的国王施以同样的礼节。由于乔治三世不在现场,马戛尔尼要求皇帝的大臣向他随身携带的一幅国王画像施以参拜。马戛尔尼的要求,自然被乾隆那些心高气傲的大臣拒绝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马戛尔尼收回了对乾隆行跪拜礼的初衷。82岁的乾隆显然不太高兴,但还是有礼貌地克制住了。马戛尔尼向乾隆赠送了礼物,乾隆看起来并不是很感兴趣。后来,这些礼物被堆在宫中的一个厕所里。乾隆还与一个随马戛尔尼来的12岁的叫乔治的小孩交谈了几句,小乔治已经会说汉语了。乾隆听着这个金发小孩怪怪地说着汉语,很是开心。马戛尔尼对乾隆的印象不错,他后来说:“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乾隆非常亲切有礼,我们十分满意。他是一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

 

乾隆皇帝很快将会见英国使团的事撂在一边。这个东方皇帝对于西方的经商要求表现得很冷漠。这也难怪,当时清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清国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当然懒得去搭理地球那边的欧洲。在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离开中国之时,乾隆托他们带给了大英国国王一封生硬的信,这封信丝毫没表现出外交上的委婉和礼貌,一个成熟自足的帝国的自信和顽固展露无疑:“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那些奇异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你的大使也看到了,我们应有尽有。我认为这些怪诞或精巧的物品毫无价值,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东西方霸主的这一次碰撞就这样不欢而散。马戛尔尼从这次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会见中洞察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思,感觉到他们对于商业知识与理念的匮乏和浅薄。回国后不久,马戛尔尼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于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西方看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虚弱,他们意识到庞大的中国不足以对他们形成危胁,对于商业观念落后的中国,开始觊觎了。

 

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上的不顺,当然会带来实际运作上的磕磕绊绊。在最初双方的贸易中,西方对于这个物质需求和欲望并不强烈的东方大国总觉得有点无可奈何,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似乎人人都有着一种“士”的精神,他们显得高贵而迂腐,人们普遍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奢侈,更注重于精神和面子。尤其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由于对于西方物质的漠视,在最初西方与中国的贸易中,西方一直出现逆差。在18世纪之前的所有交往中,西方对于中国丝绸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发展起了对于茶叶的新需求。在整个18世纪中,以英国为例,它对茶叶的需要几乎是呈几何级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箱,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这样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贸易的大规模逆差让西方开始紧张。他们加大了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研究和评估,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文明古国的人要如此克制自己的欲望,有着如此多的与人性相悖的东西。当他们慢慢地深入了解这个国度之后,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与最初传教士以及伏尔泰们对于中国的赞美和歌颂相比,他们了解之后的报告无疑显得具有理性和真实性。大多数报告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富庶的、只是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度,他们一直处于长长的、蒙昧的中世纪;除了官僚和商人阶层之外,大多数人都比较贫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近代化尚未启动。在这样大量而清晰的调研报告面前,西方形成了对于中国的相对比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它的文明,包括物质生活状态以及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理解与掌握的状态尚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由于在世界观上的普遍模糊,在主体意识上并没有明确的自由与进步的标准。同时,他们的弱点还在于,缺少一种最隐秘的思想,只是有着一些框框似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更多的是为了内心的安宁以及社会的稳定而设立的一些框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对于中国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当中也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等。正是基于认识和思想上的优势,当时的西方对于他们突破中国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他们形成的一致看法是: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不是正在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西方列强在扩张中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寻找一个突破点。就像寻找一个苹果一样,使得东方就范。

 

西方很快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工具,那就是鸦片。鸦片的出现,可以说是集中暴露了中国人的软肋,那种看起来已成为一种坚强习惯的道德操守和淡泊民风,在这黑黑的药丸面前,不堪一击。最初,鸦片主要是作为一种镇痛剂在医疗上使用,吸食鸦片,容易导致便秘,这样能够治疗因痢疾所产生的腹泻。而在中国南方,痢疾非常普遍。但很快,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开始对鸦片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们抵御不了鸦片的诱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这种可以舒缓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和紧张、使乏味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变得比较轻松的药物,使古老的国度原形毕露。这样的状态正好说明,这个庞大的王朝虽然在道德和世界观体系上看似紧密,但仍存在明显缝隙。鸦片在清国的兴起,不仅仅给西方列强带来贸易和经济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软肋,让他们信心爆棚。一个难以抵御鸦片的民族,最起码在思想上与意志上是有着很多不成熟之处的。

 

在鸦片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并且销售量节节上升之后,英国人终于把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了。英国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后,就在印度大量地生产鸦片并形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之势。1729年中国进口的鸦片只有200箱,但到了1767年已经超过了1000箱,1800年则超过了4500箱。鸦片似乎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对应起来了。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众人皆知了。因鸦片引起的贸易战发展为军事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表现,在于反映了东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说对商业的认识,对军事的认识,对外交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而这场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实力、组织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重负以及文化传统本身的脆弱。当时的中国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在这样的集团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运转缓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晚清有个李鸿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0月,定价25元)

  评论这张
 
阅读(6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