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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焰的博客

 
 
 

日志

 
 

腾讯网访谈:写作有利于冶炼内心(2007年11月…  

2007-11-12 14: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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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ook.qq.com/a/20071102/000017.htm

 

  

主持人:赵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晚清有个李鸿章》,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您好像是第一次出版有关历史人物题材的书,尤其是央视播出的《走向共和》之后,关于李鸿章这个集军事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清代高官,一直就有不少争议,这次赵老师写李鸿章,是否要为李鸿章正名?

 

赵焰: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在《晚清有个李鸿章》的楔子中已经写到了,对于写作李鸿章,实在是一种机缘。我在合肥生活的很多年了,一开始,在合肥步行街上的那个李鸿章纪念馆我都懒得去,对于李鸿章这个人,可以说,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对于他有兴趣呢?一个被称为卖国贼的人。但后来陆续接触到一些资料,无意之间看了一些书,我才发现,李鸿章这个人了不得。这个人绝对是一个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不仅仅集中体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而且他身居高位,在他的行为和内心中,又集中体现了中国专制文化的很多东西,那种文化,那种心理状态,那种身处这样的专制中的自得和身不由已……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仅如此,由于李鸿章所处的是东西方文化第一次正面撞击的时代,一种文明在另外一种文明的撞击下,居然摧枯拉朽一般地坍塌……这样的林林总总,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而且,李鸿章一直到现在,还对他没有一下确切的定论。在我看来,李鸿章可以说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性和博大性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巨大的谜,李鸿章现象也是一个巨大的谜。这样的谜本身,就是极具诱惑力的。

至于正名不正名,说实话,我倒没有想过,我只是想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展示在人们面前,包括他的内心世界。我只是还其本来,因为本来的李鸿章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赵老师自己说过,您最初的创作是以小说和散文为主的,是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与领会,后来转向文化散文,甚至学术性很强的写作,能谈谈这种变化的原因吗?

 

赵焰:我说过,在最初的写作中,我是写小说的,我喜欢小说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可以有无穷的想象力,对于写作者来说,就像是小说的上帝,在小说中,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且,写作者也可以借助小说来表达对于世界的认识。散文只是写小说之余的副产品。但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这对于写作长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来说是可怕的。于是我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散文写作上来,对于散文写作来说,时间的要求可以稍稍宽松一些,文章可以写一点放一下,有时间再拾起来重写。而小说就不行了,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否则一个事先想好的故事,会忘的一干二净,之前写的一些东西,也接不上气。

还有一个,就是我对当代小说的创作感到不太满意,我总觉得现在的小说算是走入了一个误区,现在的小说,有很多都是哗众取宠,缺乏美,缺乏沉静,缺乏想象力和深刻的内涵。很多作品只是在描述一个又一个恶俗故事,它即没有写到人们的苦难,也没有发掘出人们的内心世界,更谈不上在探索着人类的道路。这样的作品,可以说,离真正的好东西很远。这也难怪,这在这个社会,人们都心气浮躁,急功近利,所以说很难出大气而深远的作品。而且,现在的很多园地,普遍也是思维和方式,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人们普通缺少的是崇高感,缺乏对于人类的悲悯意识,缺乏对于人类道路的质疑和探索。也因此,真正的好的东西很难露出头来。


主持人:赵老师曾经出过一本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反响很大。小说作者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写自己,一种是纯虚构,当然这种虚构也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您认为您属于哪一种?

 

赵焰:我觉得我的写作是为我的内心写作,说实话,对于小说来说,很难说是纪实还是虚构,我觉得无论是纪实和虚构,从整体上来说,是要写出那种本质吧。故事是理念的影子,现实也是理念的影子。不管是故事真实还是虚构,我总觉得一定要能体现某种东西,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往往忽略的一种东西。

说到《与眼镜蛇同行》,我记得我曾在这本书的后记上写道,写作实际上就是发现的过程,我感觉到我就像是一个在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一会发现了这个贝壳,一会发现了另外一个贝壳。我的内心充满了欢喜,而我又想告诉别人,或者纪念自己的发现。于是,也就有了我的写作。上帝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写作的内核,可以说,也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主持人:您在《晚清有个李鸿章》的楔子当中这样说,对于小说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您认为当代小说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赵焰: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小说是应该有着灵魂的。但在很多小说中,我没有看到灵魂,我想,中国文学最根本的缺失是没有灵魂。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包括小说家,都没有灵魂了。


主持人:可以进一步地阐述你的说法吗?

 

赵焰:我想,对于小说这种形式来说,应该说,最好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那时的人相对来说,比较沉静,艺术的形式也单一,而且由于人文思想和宗教改良之后,人们对于自己,对于内心深处,有较强烈的关注。对于文学艺术也比较专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诸如托尔斯泰、雨果等一批大师。这些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他们的整个思想和世界观对于人类本身来说,是一种探索的道路,他们毕生都在以自己的小说,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寻求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帮助。而他们的小说,包括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影响了时代的进程。在我看来,这样文学家才算是伟大,因为他们的作品就是这个世界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是可以照亮的了人类的道路的。

而现在呢,中国的小说,你看看,都是技术性的吧,都是恶俗的故事,有的甚至非常虚假;或者是,传达权利的声音。这样的东西,初看起来,似乎很生动,很热闹,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读这样的书,很容易迷失自己。

我同意前一段时间那个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这一个阶段,中国文学从整体程度上是并不高的。这不能是别人的有意中伤,而是顾彬身在山外,可以客观地看待我们现阶段的文学。的确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很多东西,它泥砂俱下,而且,从人类的道路而言,它的方向不是很清晰,而是迷茫而浮躁;并且,它混淆了很多东西,在很多基本原则上都显得很混乱。


主持人:赵老师的散文产量很丰富,题材也十分广泛,比较早的有《平凡与诗意》、《萤火闪烁》,这些集子以生活感悟为核心,能谈谈生活对写作的影响么?

 

赵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写作只是我发现的一种方式,在写作中,我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有很多奇妙的东西,也因此找寻到深入自己内心的一种路径。我庆幸的是我没有喜欢上打麻将或者打牌这样的业余爱好。写作使我有了第三只眼睛,而拥有这样的眼睛让我的视线变得相对清晰,也使我的精神变得丰富,当然,也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因为有着写作,我的生活有一种“离地三寸”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当然是美妙的。


主持人:您后来的写作,有很多是关于徽州文化的,一连出了《徽州文化》、《思想徽州》和《千年徽州梦》这几本散文集,作为一个徽州人,这算不算是一种情结?

 

赵焰:《徽州文化》并不是一本散文集,它只是我为央视一个系列专题片所撰写的解说辞,后来收集在《思想徽州》这本书中。有人把我的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徽州〉〉,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式的〈〈千年徽州梦〉〉和已发表并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行走新安江〉〉三本文化散文称为“徽州三部曲”。的确也是这样,这三本书,是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徽州的——〈〈思想徽州〉〉写的比较深刻,对中国文化和徽州文化有着批判;〈〈千年徽州梦〉〉则虚实结合,全方位地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精神;〈〈行走新安江〉〉则是以河流为线索,从地理上来写徽州的见闻,比较有现场感,也有着文化纵深感。这样的组合,一开始是无意的,但后来发现,还真是一切有意义的事情。我能有以这样的方式与徽州结缘而高兴。

我已经说过,我的写作就是我的寻找过程。之所以写作徽州,那是因为徽州是我的老家,我出生在那片土地,也长在那片土地,现在离开了这一片土地,我可以更好地回望着它。徽州不仅仅博大精深,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某种代表性,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得以在上面体现,而且,在它的土地上,布满人类曾经行走的足迹。我要真正地认识中国文化,认识人类文明的道路,就必须从徽州入手。可以说,徽州是我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解人类文明道路的一个入口。在这个区域里,我能够更熟悉一点,也可以更自由一点地旁征博引。我只是想借助于徽州来了解很多东西。当然,就徽州本身来说,它也是有意义的,它本身也可以说是自成体系的,发现徽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在挖掘徽州文化的过程里面,无论在文化遗迹上也好,或者是现代徽州姿态也好,您有什么新的发现?

 

赵焰:如果说要有什么发现的话,我想,只不过是我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徽州是一点小小的复原。我一直说,无论是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我们都不存在着创造的问题,我们只能是发现。因为“它”原本就是在哪里,只不过我们没有看清楚罢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眼睛擦亮,将自己的身体端正,这样,包括徽州在内的“本来”就会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过程,就是发现,而不是创造。

跟很多写徽州的人不一样,可以说,我与徽州的关系即密切而又疏离,我出生在徽州,我的母亲更是歙县人,这使得我对于徽州有一种直观上的了解,在感觉上,可以说不会出现偏差;另外,后来我离开了徽州,置身外面的世界,有了距离感,使得我对于徽州更有一种客观的看法。这种即密切而又疏离的关系,使得我收获颇多。

如果说对于徽州我有什么发现的话,那么,我只不过是把别人歪曲的东西扶正了,将人物忽略了的东西重新拾起。就这样简单。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写散文容易把人写空,让读的人跟写的人都感到厌倦,那么我们想问您,您现在对散文这种表达和创造的方式感到厌倦了吗?

 

赵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人的思想,它对文字的把握和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有限的。而且散文注重的是真实,是自由而真正地表达,它不像小说,可以借助于情结或者故事说话。我所说的散文容易把人写空,也就是这个意思。散文本身就是人格和性格的大暴露,一个人写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容易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不断地重复着自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只能说,我只是想借助于一定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思想吧。然后,让自己的内心不断地变得丰富,把这种丰富性慢慢地、也间接地表达出来。我一直以为,写作不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可能,到了一定程度,我会撂下笔来。


主持人:赵老师现在的写作更偏近大散文的思路,也就是写一些学术性很强的文化散文,像徽州文化系列这些文章,我们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您认为文化散文它的生命力源于什么?

 

赵焰:这个问题看似复杂,但其实却很简单——文化散文的生命力,当然源于文化。如果文化是一片大海的话,那么,文化散文就是架结其上的一条自来水管,只要水龙头一开,水就会流出来。你说文化散文的生命力强不强。当然,所谓的文化散文的定义是不准备的,所有的定义都可以说是不准确的,定义只是一个标签,贴上之后,实际上物体与标签,还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在我看来,文化散文不仅仅是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内心的表现形式,是内心在文化和历史当中寻找着一种共鸣。那不是个体的心声,而是一种共振。好的文化散文,应该有这种共鸣的节奏。


主持人:我们知道赵老师做过一个新安江之旅,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探寻新安江沿途的文化、风俗,不知道对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更偏重哪个?

 

赵焰:从确切的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读书、思考、写作、行走,从绝对意义上是在"炼心",使心灵更加明澈,灵魂更加剔透。曲折的经历带给作家的是什么?应该是心灵上的东西。它是由身体的磨砺而致心灵的磨砺。但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能自觉地走得很远,他同样也是在"炼心"。从这一点上说,行走和读书,都是一种“阅读”,是一种大的概念上的“阅读”,这种“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校正自己内心的位置,让心灵走的更远,也更有方位感,有一种清澈的坐标系。

人的一生就像在水面上划船,这个船,实际上就是文明,两只桨,分别就是读书和行走。这是一对非常有意思的桨,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有这两只桨而显得有意思。


主持人:现在很文化散文很流行“在路上”的写作状态,一是像余秋雨(余秋雨腾讯博客)那样变走边写,另外就是边研究边写。可我觉得“在路上”所发现的东西将是无止境的,但人生却是有限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焰:这个问题,我想最好是从人的大文化的状态去思考。人的一生,无论是读书也好,行走也好,写作也好,都是发现。对于人生而言,发现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人生很有限,但因为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生才显得有意义。


主持人:人都说姜是老的辣,就写作而言,赵老师可以说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前辈了,在文艺上最难的可能就是突破和超越自己,我们很想了解一下赵老师将怎样保证自己作品的青春和延续。

 

赵焰:我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人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之中,保持着对于这个世界的敏锐和兴趣吧。记得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有一句话非常好,她说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应该“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多读书”。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就是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力所能竭地活着别人的人生,通过别人的人生来丰富自己。自己的人生是有限的,而活着别人的人生,是丰富自己的最好的手段,此外,就是阅读,在我的理解中,阅读也是丰富自己的最好的手段。这样的阅读,按照我的理解,一方面是读书,另一方面,则是广泛意义上的阅读。行走、体验,等等,都可以算是阅读。

实际上要保证自己作品的青春和延续,最好的办法,还是这样。那就写作人类生活以及内心当中最本质的东西,无论世界怎么改变,这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当我们的笔触触及到这些本质的时候,并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可能会流传下来。所以,我也想力求写作这样的作品,只有写出这样的作品,才能保持一种延续吧。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没有这样的结果,我不敢说,这是人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缘分的结果。


主持人: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最早往往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到后来写的多了,接触的事物更广泛,视野才慢慢打开,赵老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赵焰:前几天〈〈十月〉〉杂志在浙江慈溪市组织开会,讨论中国散文的走向。有很多老师和专家发言,谈的非常好。我记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就讲的非常好,他有一句话,叫找到自己。我觉得就非常好。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非常困难。这在佛学上,就是“明心见性”。要明白自己的真正内心,也要见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其实也不太容易。佛教把“开悟”这个过程虚玄了,其实开悟也就是人明白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明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明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从而变得清晰。写作实际上也有这样的过程,一开始,总是写自己的小我,跟在别人后面模仿,以后表达的是自己,但其实不是。那时候并不明白自己,等到书读多了,能够深入自己的内心了,然后,便有一种清晰油然而生。那时候,视野便会找开了,便会变得很清晰。这时候的状态,才是一种真正的写作状态。


主持人:就拿赵老师的新书《晚清出了个李鸿章》来说,您现在是从历史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李鸿章这个人物,您又是皖籍人,在李的故乡生活和工作过很多年,肯定会有不少非同常人的发现,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也有许多始料未及的收获?

 

赵焰: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对于来说,写作李鸿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认识和发现的过程。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要臣,但从现在来看,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已经消退,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从历史的记载中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的李鸿章在我们的面前,已是一个普通人,一百多年前的权力烟雾已经散去,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有着苦恼、弱点的普通人。同样,以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实,我们同样也透过很多光环和迷雾来看出事件的本质。所以说,读历史可以明白现实,现实就是历史的重复。真的可以说是这样,对待现实,我们有时候要有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有了这种历史的眼光,我们就会让现实无破日出,就会除去很多迷障,我们的目光就会变得清澈起来。


主持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李鸿章的认识都只局限于一个很窄的面,但作为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现代人对他的评价很多都有失公允,您认为这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赵焰:我在《晚清有个李鸿章》的后记中的第一句就引用了西方哲人奥古斯汀所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本身出了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如何看待李鸿章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本身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原因,为什么说象像这个又像那个,那是因为,是那些摸象者自身出了问题,因为他们是瞎子!但这些瞎子自己不觉得自己瞎,还以为自己的触觉是认识世界的最好的手段呢!其实,在看待很多问题上,我们极容易犯“盲人摸象”的毛病,我们一不留神就变成了一个瞎子,然后,我们犯与瞎子一样的毛病。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毛病,我想,还是一个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

记得诗人北岛曾经说过一段话,那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在长大的过程中,身上是带有很多狼性的。这样的狼性一直潜伏在自己的身上,变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而且,还会经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再好不过了。我为什么说比较起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其实我们在思维方式和文学艺术上离国外所相差的距离更大,其实,指的也是这些。有些东西,我们是故意把搞乱了,故意地黑白颠倒。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很多不足和误区。我之所以写李鸿章,实际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整体我个人的思维。我也是从那一条道路上走过来的,有着这样的思维经历,对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也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提醒一下自己。


主持人: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事件或者人物都对当代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有这方面的寓意在内?

 

赵焰: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在《晚清有个李鸿章》的楔子中已经写到了,对于写作李鸿章,实在是一种机缘。我在合肥生活的很多年了,一开始,在合肥步行街上的那个李鸿章纪念馆我都懒得去,对于李鸿章这个人,可以说,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对于他有兴趣呢?一个被称为卖国贼的人。但后来陆续接触到一些资料,无意之间看了一些书,我才发现,李鸿章这个人了不得。这个人绝对是一个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不仅仅集中体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而且他身居高位,在他的行为和内心中,又集中体现了中国专制文化的很多东西,那种文化,那种心理状态,那种身处这样的专制中的自得和身不由已……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不仅如此,由于李鸿章所处的是东西方文化第一次正面撞击的时代,一种文明在另外一种文明的撞击下,居然摧枯拉朽一般地坍塌……这样的林林总总,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而且,李鸿章一直到现在,还对他没有一下确切的定论。在我看来,李鸿章可以说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性和博大性的一个人物,也是最复杂的一个人,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巨大的谜,李鸿章现象也是一个巨大的谜。这样的谜本身,就是极具诱惑力的。

至于正名不正名,说实话,我倒没有想过,我只是想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展示在人们面前,包括他的内心世界。我只是还其本来,因为本来的李鸿章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赵老师不仅是一位硕果累累的作家,还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我们现在很想知道——媒体经历对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焰:我一直不算是文学圈里的人,我只是在文学圈外一个徘徊的人,对文字一直抱有很大的梦想,也喜欢文字这种创造、深入,并且不墨守成规的方式。可以说,在文学中,我找到了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从总体上说,我喜欢的就是目前这种与文学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说,从组织上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文字,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务和派别。我知道,所谓的文字圈子,反而离文学很远,离社会很近。我觉得我当下的状态最好,离文学圈很远,离文学却很近,因为这时候我跟文学是一种单纯的关系。打一个比喻来说,现在的我,与文学,是一种“梦中情人”的关系,我爱着她,她爱着我,就足够了。既然爱着,就不一定非得结婚不可,一结婚,反而是社会的了,就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这样的方式单纯,我一直说,我是为自己的内心而写作,不是为了功利,也不是为了荣誉,这样的状态,比较符合我的初衷。

另外,处在这样的状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旁观者清。它能使我更清晰地看到文学在这个社会所处的位置,对于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文学只是人们平衡自己的一种手段。是一种途径,而不是一种目的。


主持人:海明威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记者,赵老师您是安徽一家著名媒体的副总编辑,开玩笑的问一句,不知道您对文学有着一颗什么样的“野心”?

 

赵焰:在文学上,我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一切都是随缘,也可以说,在人生上,我也是没有什么野心的。我曾经说过,文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指,文学对于个人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人们借助于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佛经上说,佛教只是渡船,它的目的,只是让人渡过岸去。如果一个人能渡过岸,那么,佛教就没有什么用了。佛经又有“手指指月”的说法,手指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月亮,至于手指本身,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目的。这一点,千万不要混淆。对于我来说,与文学结缘,并通过文字来认识世界,明白自己的内心。这就足够了,至于是否在文学上成功,我想,都是可有可无的事,文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的明白,活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变化得都更快,包括个人观念、生活态度乃至精神世界,各种各样的诱惑也在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大脑,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写作者怎样坚持自身的原则,去避免写作上的急功近利和粗制滥造显得尤其重要,赵老师现在的主攻方向是文化大散文,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赵焰:呵,谈不上不受这种浮躁的文化气息影响吧,只能说尽量地争取少受一点影响。有时候浮躁也没有用啊,也与事无补。所以只能修炼一番。其实有些问题想开一点就行,人生是一个很短的过程,不是不求,而是尽量地少求一点。因为一切都是空啊,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你安安静静地快快乐乐地把它走完了就是。而且,就写作而言,我想,最重的是,还是应该为自己的内心去写作,只有为自己的内心而写作,才能写出好的东西。当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通过写作,人能够找寻到真正的自己,也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是完善自己的一个法门,一个人,能找到这样的法门,实在是一种幸运,所以真的要珍惜自己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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