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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焰的博客

 
 
 

日志

 
 

袁世凯的两个叔叔都曾是国家的“英烈”  

2009-12-10 16:22:00|  分类: 文化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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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袁世凯过上了五年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一段时间是从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也是袁世凯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此后,袁世凯再没去过江南,即使是在朝鲜后期,朝廷册封了他一个温处道员的职务,袁世凯也未去上任。为了让袁世凯好好读书,袁保庆特地聘请了江南名儒张曲治给袁世凯授课,并把袁世凯的哥哥世敦、世廉从家乡接来同读。但此时的袁世凯仍旧喜欢骑马、打拳、饮酒、下棋、赌博;或者,跟一帮小兄弟策马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胜景,所到之处一片鸡飞狗跳。不过袁世凯这时候已显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了,那帮小弟兄无论长少,都愿意听袁世凯的指挥。袁保庆见此状,便有意识地培养袁世凯处人处事上的能力,让袁世凯帮他料理一些事务,经常提醒袁世凯做人要有大志向、大雄心。在袁保庆的言传身教之下,袁世凯这方面倒是有了很大提升。与几乎所有传统青年书生一样,在南京的那一段时间,袁世凯也写了好几首诗来抒发自己宏大的志向,他在七律《雨花台怀古》一诗中写道: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另外一首则是: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诗很一般,没有平仄,也不讲对仗。不过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袁世凯还是有着鸿鹄之志的,也透着一股浓烈的草莽之气。当然,少年的狂妄、蛮横以及志大才疏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有没有在宏大目标之下的不断精进,以及用一种准备好的姿态,等待命运的垂青。这时候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攀上那么高的位置,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茫茫人海中挑中了自己,让他一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1873年7月,袁保庆突感霍乱死于南京。这对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晴天霹雳。极度悲伤之下,袁世凯卧床不起竟达五个月。袁保庆的丧事由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代办。年底,刺骨的寒风之中,袁世凯陪伴嗣母牛氏,乘马车扶着灵柩回到了项城。安葬了袁保庆之后,在郭老太太的主持下,袁氏家族又将袁世凯和袁世廉教育的重任转交给袁保恒。袁保恒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年一直跟袁甲三征剿捻军,智勇双全,战功卓越,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平定捻军之后,袁保恒又随左宗棠参加陕甘平叛。这个时候的袁保恒,刚刚离开西北,赴北京就职。袁保恒富有雄才大略,头脑清晰,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提出过很多好建议。在俄国人强占伊犁之后,袁保恒就未雨绸缪,上书朝廷,要求加强东三省的防务,指出俄国才是清廷最大的危险,提出国家应精选良将,负责东三省的练兵事宜,既可以加强对东三省的保护,同时可以拱卫京城。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了袁保恒是极富有战略眼光的。袁保恒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1876年向光绪皇帝建议,在台湾设置巡抚。这一点,后来也为清廷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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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恒来到京城。袁保恒先是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弟弟,即袁世凯的另一个堂叔袁保龄不久也当上内阁中书,来到了京城。为了帮助袁世凯兄弟应对科举,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在北京办了私塾,聘请了三位举人做老师,全力教授袁世凯兄弟。一年之后,袁保恒受命帮办左宗棠转饷,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监督袁世凯兄弟读书的责任落在了袁保龄的身上。这个时候,袁世凯仍不改顽劣,不用心学习。袁保龄很生气,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决定对袁世凯进行严加管教:首先,不准袁世凯随便外出,将袁世凯的书桌放在老师的书案旁,又将袁世凯弟弟袁世廉的书桌安排到里面,将两人隔开,不让他们交头接耳;袁保龄还将袁世凯住宿的房间安排在老师隔壁,让老师监督他晚上用功,早睡早起。袁世凯学习期间,在河南老家的生父袁保中去世,袁保龄为了怕耽误袁世凯学习,以袁世凯已过继给袁保庆为理由,不让袁世凯回老家奔丧,依旧留京苦读。在袁保龄的严厉监督之下,袁世凯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个性也收敛了不少。在与其兄袁保恒的书信中,袁保龄高兴地谈到袁世凯的变化,说袁世凯虽然“文章尚不入门”,但“竟是中上美才”了。又过了一年,袁保恒回到了北京,更是加紧督促袁世凯学习。就这样,两个叔叔硬是紧逼袁世凯苦读了三年。

 

科举学习,以及所有的应试教育,要求的都是一种顺服的学习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是行为上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称臣。否则,那种油然于内心的抵触,就会让教育的渗入大打折扣。虽然袁世凯这时候已竭尽全力适应科举,但在内心当中,那种由性格而产生的抵触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这也决定了袁世凯很难成为这种教育方式的佼佼者。1876年秋天,乡试的日子到了,袁保恒因为担任顺天武乡试正考官,为了避嫌,袁世凯只好回河南开封参加乡试。尽管袁世凯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公布时,袁世凯却名落孙山。首次科举的失败,让袁世凯心灰意懒。年底,按照长辈们的意思,袁世凯在老家把婚事办了,迎娶了大他两岁的陈州淮宁县的于氏。不久,于氏生下了儿子袁克定。后来,袁世凯恢复帝制,于氏也自然而然成为皇后。

 

1877年2月,袁世凯再度回京城读书,准备三年后的第二次考试。这一回,有了家室的袁世凯懂事了不少,在学业上自觉了很多。夏天的时候,袁家的“贾母”郭氏老太去世,终年九十九岁。严厉的叔父仍不让袁世凯回籍奔丧,只是自己赶回去,仍让老师敦促袁世凯留京苦读。

 

到了这一年秋天,天降大灾——黄河以北的地区大旱,其中河南旱灾更严重,全省九十多个州县,重灾达到七十五个,很多地方颗粒无收,麦收最多者,也仅是往年的四成;与旱灾并行的是蝗灾——勉强种上的一点秋禾,也被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完。在这种情况下,灾民们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麦苗、豆苗等,甚至以吃观音土裹腹。中原没办法生存了,灾民们就流浪逃荒。每天渡黄河南逃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河南西部数十万人逃到陕西,陕西同样无以为生,灾民们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灾情太重,民间竟有人以吃人肉维生。官方和民间的报告,不断披露这一类的骇人事件。由于腐败,朝廷和官府的一些有限的救济粮,也到不了灾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下诏,将赈荒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职,以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同时调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赈务,从京城回河南主持赈灾。

 

袁保恒接到朝廷的调令时,有人好心地劝说袁保恒推辞,袁保恒坚决回绝了。袁保恒以当时最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以报朝廷,尽瘁桑梓。然后,袁保恒特意将袁世凯带在身边,悲壮地上路了——当年,为了使袁世凯安心读书,袁保恒在袁世凯生父和郭氏老太去世时,仍不放他回籍奔丧,而这一次回故乡赈灾,袁保恒硬是将袁世凯带在了身边。袁保恒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让袁世凯在大灾之时,体恤民情的疾苦,也让他做点什么。在河南期间,这个忠诚的旧官僚全身心地投入到赈灾之中,不分昼夜;并且一直以在籍绅士的身份任事,个人及随从、仆人的生活费用和旅费,均由他本人支付,不动用一分钱赈款。袁保恒还利用人脉资源,向各地抚督化缘。在当时僵化低效的体制之下,袁保恒的办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层层阻碍。由于心力交瘁,袁保恒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无言枯坐,通宵达旦。重压之下的袁保恒很快变得心力交瘁,不仅头发变得花白,甚至开始吐血。目睹叔父的状况,袁世凯心里很痛苦,但又帮不上忙,只得悄悄写着家信,把所见所闻告知自己的大姐,让家人替他分忧。几个月后,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袁世凯只得暂时离开袁保恒,从开封赶回项城探视。袁世凯到家后不久,就收到了袁保恒的病危告急信。等袁世凯赶回开封时,袁保恒已染上了瘟疾,病死在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袁保恒的死,对于袁世凯无疑晴天霹雳,那一段时间,袁世凯整日以泪洗面,悲恸之中,袁世凯将自己的用具搬到袁保恒墓地边上,搭了一个草棚,一个人守了近一个月。

 

袁保恒死后,清廷给出的谥号为“文诚”,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此时刚刚晋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听到兄长的噩耗之后,急赴河南,与袁世凯一道料理了袁保恒的丧事。然后,袁保龄向朝廷报告,要求辞去现任官职,以一个在籍绅士的身份,留在河南赈灾,以完成兄长未竟之事。袁保龄的毅然决然,也让袁世凯深受感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在河南的非常经历,对袁世凯青年时代的性格、道德、政治素质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正是从两位叔叔的举动中,袁世凯觉得人生不应碌碌无为,而是要有使命感,活出大丈夫的气概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袁保龄——后来,李鸿章兴办水师,袁保龄同样承担了重任,具体负责旅顺军港的兴建。袁保龄担当此任,是在李鸿章发现海防营处道员黄瑞兰贪污的前提下。李鸿章将黄瑞兰撤职查办,将这此重任袁保龄。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保龄人品的认可和信任。史书对袁保龄的记载是:在建设军港的五年中,“每日奔走不知疲倦……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欣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渐已白矣”。袁保龄在经费极其不足的情况下,操持的工程包括:海门疏浚、拦潮大坝、船澳及泊岸工程、口西与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袁保龄曾连续二十多天昼夜工作,不肯休息,终于引发中风昏厥。李鸿章特地为他请来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进行医治。袁保龄恢复后,因为身体原因请辞。急于用人的李鸿章没有同意。1889年,袁保龄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内阁大学士。旅顺军港也于袁保龄逝世一年后全部竣工,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先进的海军基地。

 

1877年袁保恒的去世,对于袁家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仅是精神的大树倒下了,在经济上,袁家也开始面临拮据。这一年,袁家按照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了家。袁世凯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一份遗产,也继承了一部分责任——三顷左右的土地,还有一些积蓄;同时,袁世凯得负责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以及三个妹妹的陪嫁。年纪轻轻的袁世凯明显感到生活的压力,也感到前程的渺茫,他从项城搬到了陈州。心情郁闷之中,袁世凯开始嗜酒,常常跟一帮年轻后生日饮数斗,成了一个真正的高阳之徒。喝酒之余,袁世凯喜欢策马驰骋郊野,一泄心中的不快。酒与诗总是联在一块的,袁世凯自己出资,在陈州组织了两个文社,一个叫作“丽泽山房”,一个叫作“勿欺山房”,跟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喝酒抚琴吟诗。在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结识了后来他一生中的“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正好与矮壮的袁世凯相反。当时,徐世昌在淮宁县署做塾师,因为家境贫寒,无钱北上应试。袁世凯与这个落魄书生结拜兄弟后,慷慨解囊馈赠纹银一百两,资助其北上应试。

 

1879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这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对科举产生浓烈的排斥心理。在他心目中,这种扼杀人性的考试就如同蛇蝎一样可恶。袁世凯一翻开那些厚厚的典籍,就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一次,袁世凯没有像三年前一样认真准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方面热衷于组织文社、结交朋友,另一方面,还帮助自己的姑父道员忙一些赈灾事务,甚至不甘寂寞地帮邻居写状子打官司。可想而知的是,袁世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付科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879年秋天,袁世凯再次名落孙山。积怨终于爆发了,一气之下,桀骜不驯的袁世凯将有关科举书付之一炬,发誓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龌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耳?”

  这一年,袁世凯正好二十周岁。

选自《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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